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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威尔逊到克林顿

1998-06-24 来源:中华读书报  我有话说

中国辛亥革命后,美国和英法德日俄五国组成的六国银行团,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商谈对华贷款时,威尔逊总统认为其他五国提出的条件有损中国主权完整,他在事先没有与美国财界、国务院,以及其他国家打招呼的情况下,不顾许多政府成员的反对,出人意料地作出退出银行团的决策。在列强反对承认中华民国的情况下,他决然宣布,中国国会开幕后,美国即承认中华民国。威尔逊对日本亡华的“廿一条”要求,采取”不承认主义”。他力排众议,亲赴巴黎参加和会。对日本妄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,他先支持中国反对日本,但后来在国际国内压力下,作出了让步。直到后来华盛顿会议,才解决了山东问题。《11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》对威尔逊的政策分析道:威尔逊怀有一种强烈的想“帮助”落后民族和弱小民族的使命感。这种使命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虔诚的宗教信仰。威尔逊不仅生长在一个长老会教徒世家(他的祖父、外祖父和父亲,都是长老会牧师,母亲是虔诚的教徒),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十分虔诚的长老会教徒。宗教的价值取向成为其使命感的理论基础。当然,我们也必须看到,威尔逊的使命感深深植根于美国独特的文化,含有白人种族优越感。他要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是为美国争夺霸权服务的。

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,有过友好,有过结盟,有过敌对,也有过和解,曲曲折折,恩恩怨怨。怎么客观真实地叙述中美关系的历史呢?自从1978年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成了学术领域的一个热门,成果迭出。最近由南京大学李庆余教授主编的《11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》,又为这一学科增添了姿彩。

与以往出版的中美关系史著作不同,这本书选择了一新的视角,以对中美关系有重要影响的11位美国政治、军事人物为中心,勾勒出了近代中美关系演变的轮廓,突出展示美国对华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及其背景,和决策人的思想风格。这些人物有:从提出保持中国“门户开放”的海约翰、柔克义,到试图建立国际秩序的威尔逊、罗斯福,从美中联合抗日时指挥过中国军队的史迪威,到试图调停国共内战的马歇尔,从1949年离开中国的著名大使司徒雷登,到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的总统杜鲁门,从打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闸门的尼克松、基辛格,到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。这本书的内容,论及一百多年中美关系的主要事件和情节,时间跨度长,覆盖面宽,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身世性格、文化背景,和国内国际环境的复杂矛盾,作了多方面的剖析。此书没有重复既往的中美关系史著作,引用大量外交档案资料,论证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的写法,而是围绕美国处理对华关系,着重写出一些美国政治家、外交家、军事家富有个性的作为,深入论述他们的思想信念和处事风格。

二次大战期间罗斯福援华抗日,并一直致力于使英苏接受他关于中国大国地位的提议。他想以中国取代日本作为东亚的稳定力量和新秩序的维护者。但雅尔塔会议上,他又背着中国出卖中国利益,与斯大林做交易。书中分析:罗斯福是威尔逊理想的继承者。威尔逊和罗斯福都想建立国际新秩序,而新秩序的核心是以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。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大国政治色彩。罗斯福的新秩序充满现实主义成分,也具有很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。他怀有一种要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这种责任感源于他的贵族血统和格罗顿公学院(罗斯福曾在这所学校学习)培养的“果敢的基督教徒性格”。而其实质又是追求美国的霸权。

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,与美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化和它的对外战略目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此书也重视这方面的论述。书中认为:战后美国成了“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”。杜鲁门和马歇尔“一心要确立美国在世界的‘领导’地位”。他们“继承了罗斯福的国际新秩序构想,欲在战后缔造‘美国治下的和平’。当苏联成为建设新秩序的‘障碍’时,杜鲁门政府奉行对苏遏制政策,开始了美苏对峙和冷战。”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被推翻后,“对美国政府来说,……必须成功地阻止东亚任何地区继中国大陆之后丧失给共产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美国的‘防御环节’似乎迟早要推进到朝鲜半岛、台湾乃至印度支那。朝鲜战争的爆发加速了这一切的早日到来”。而“朝鲜战争把中国及亚洲共产党国家统统打入苏联的‘附庸’、‘卫星国’之列。(美国)对新中国采取公开敌视、遏制政策。朝鲜战争的爆发、美国霸占台湾和中美在朝鲜交兵,使中国走上对抗美国的道路”。

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中美关系的闸门,书中更突出地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战后,美国“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干涉,遏制‘共产主义扩张’,结果严重消耗了国力。从60年代中期起……美国从世界霸权的顶峰跌落下来”。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“收缩延伸过度的国力”,“实行灵活的均势外交”。书中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苏关系破裂后,与中国秘密联络,“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”,介绍了许多重要细节。

《11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》一书,既具有历史感,也充满现实感。此书一直写到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中美两国多次高层领导会晤和互访,克林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西雅图、雅加达和纽约有过多次会晤。书中引述了克林顿的一句话:“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。中国在世界上发挥适当的作用符合美国的利益。”这或许可以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。此书写作于江泽民与克林顿互访之前,但它预测,克林顿连任总统后,会加强两国领导人互访和彼此了解,促进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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